白清羽和公山虚立刻被“护送”回帝都，同时诸侯们都得到了这个消息。
现在对于白纯澹和谢孤鸣而言，真的要忌惮的只剩下苏瑾深手里的数万精锐了。苏瑾深有七百多条大型舰船和一支从战场上回来的军队，这支军队目前几乎是东陆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完全忠于皇帝。步兵的核心山阵并不像风虎那样容易被策反，首先楚卫公爵的影响力很难达到海峡的北岸，其次楚卫国作为一直以来的帝党，在这次反对皇帝的表态中是最暧昧的。所以，现在整支军队的控制权都在苏瑾深手里。
如果苏瑾深挥军南下，他是否能扫平东陆，是个很难说的问题。毕竟诸侯们剩下的军队都不多了，唯一可以战斗的是风虎，而风虎的军心还极度不稳，姬扬的被捕让风虎骑军的高级将领们痛心疾首，数十名将领提交了辞呈，姬扬一直以来的副手越则明极度自责，上表为姬扬申诉，跪在嵋宫门前苦求，直到晕厥，这也在士兵们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敖毅川遵从白纯澹的命令，紧急把整支风虎骑兵调到菸河马场附近的大营，对他们封锁了情报，以图稳定这支军队。毕竟这些军人的家人还居住在毕止和附近的几个城市里，军人们记挂家人，只要不是热血上涌，应该不会做出什么悖乱的事情来。
受命去和苏瑾深接洽的又是谢孤鸣。
谢孤鸣乘着一艘小舟北渡，仅仅带了几个船夫和他的笙。
苏瑾深在大营中迎接了这位帝都的特使。
六日之后，苏瑾深把自己的佩剑交给了谢孤鸣，表示愿意接受宗祠党的节制。
这一段是后世一些人不喜欢苏瑾深的原因，因为他手握大军，却不战而降。和姬扬相比，他辜负了一起奔赴北陆战场的战友，怯懦可耻。但是这也恰恰是破军之将和其他风炎朝英雄的不同，正像后世某些史学家所言，叶正勋是“凶”，李凌心是“义”，姬扬是“勇”，而苏瑾深则是“仁”。
无论多么渴望北征，苏瑾深都是一个珍视生命的人。他和叶正勋不同，从不妄杀一人，更不会把一个战友错误的送到死地。正是这样一种性格，让他在叶正勋被吊在旷野中的时候勒兵不救，因为他不愿意为了救一人而死成千上万人，即使叶正勋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在晚年写诗自嘲说：“染得将缨红，但凭兄弟血。”其中悲愤，如刻骨髓。
但是无论如何，他不能把手下的几万人再次送上战场。他知道这支军队已经疲倦，甚至已经绝望，如果继续战斗下去，每个人都会变得疯狂。苏瑾深不是叶正勋，不希望他的部下们成为“兵狼”。而且即便他战斗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宗祠党不会因为担心开战而释放白清羽，双方开战的结果只能是大胤的崩溃。
他提出了条件。既然一切是因为那笔巨额债务，那么宗祠党就当立刻和宛州商会接洽。扶立新帝和赖账苏瑾深不接受，他认为债务不应被免除，只能延期归还或者部分减免，而还款的担保人原来是白清羽，现在也依然是白清羽才对。这事实上等于要求保证白清羽的人身安全，只要白清羽依然是这笔巨额贷款的担保人，宗祠党就不敢轻易地废黜他。无人敢轻视宛州商会的潜在势力，这是要把白清羽至于宛州商会的保护之下。
而且宛州还有江棣，这是最后一个苏瑾深可以寄予希望的人。
此外苏瑾深表示他认为皇帝可以交出部分权力，但是皇帝不应为北征负责，北征是军官集团的一种政治要求，皇帝只是受到了军人们的影响。他个人作为这个军官集团的首领，愿意为北征承担一切责任，但是他的部下是无辜的，不应受到处罚。这些军人为帝国在北方艰苦地作战，现在他们应该被赦免，平安地返回家中和家人团聚。苏瑾深担心他的部下们，因为谢孤鸣告诉他诸侯们已经在商讨要处罚那些激进的北征派军官，因为这些人是皇帝的死忠党羽。诸侯们给这些军官的罪名是“结党乱政”，这是很大的罪。
谢孤鸣同意了这些条件，完全同意。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完全赖账是不可能的，所以提出赖账这个方案，只是为了拉拢那些财政上几乎破产的诸侯们。其实即使他们废黜了皇帝，也未必能摆脱债务，宛州商人们会勃然大怒，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却会采取经济手段影响所有诸侯国的收入。这种经济对抗也是非常可怕的，会演变为不可控制的危机。
至于赦免军人们，谢孤鸣也非常赞同，当然他明白皇帝对于北征是需要负责的，但是谢孤鸣并不赞同废黜皇帝，这个在后文中会详细谈及。
如果这些条件都能满足，苏瑾深允诺在毕止港登陆并交出全部武装。
谢孤鸣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天启，把消息通报给坐镇中央的白纯澹。白纯澹非常满意于谢孤鸣的效率，而他自己的效率也非常高，宛州商人们已经聚集到了帝都，谈判随时可以开始。财务核算的结果被直接摊开在宛州商人们的面前，历史上的第一次，尊贵的皇室和诸侯们表示他们无法清偿债务了，请求商人们的谅解。
宛州商人们也无可奈何，他们相信白纯澹所说，君王们无力偿还，即使强行要求，也得不到什么。君王们也不可能按照约定把未来的全部赋税交给商人们，那样他们就养不活自己的臣子和军队了。双方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围绕这个平衡点，双方激烈地拉锯了九日之久。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达成了协议。宗祠党同意继续以皇帝为担保人，偿还所有借款中的七成半，偿还将持续十六年，在皇室和诸侯们的赋税中摊派。一切的利息都被豁免，但是作为补偿，从今往后宛州商人们将只对帝都缴纳数额极低的交易税，农业税、林业税、矿业税、渔业税、手工业税等等名目繁多的税务全部免除，一切的生产在不发生交易的情况下，无须缴纳任何赋税。
这个增补的赋税豁免是直接针对宛州江氏的。
在所有宛州豪商中，只有江氏是以金融业为支撑的，也就是开银庄和期票买卖。江氏掌握的店铺、田地、林场、矿山、渔场和作坊都很少，靠着放贷和投资赚取了巨额利润。在新的税法下，江氏的经营基本都是要继续缴税的，而其他豪商的很多经营则可以免税了。这对江氏的发展是极大的打击。这次的谈判，江棣没有参加，他在淮安静静地等候。协议达成的消息送到淮安，次日凌晨，江棣自尽。
傍晚，这位“云天公子”如往常一样在城外的驿道边摊开一张席子，请过路的人共饮美酒，欢歌达旦，非常轻松惬意的样子。到了晨光破晓的时候，他命手下人取来笔墨，在一名舞伎的袖子上题诗说：“五十年来听钟，淮安城头看月；月下花开谢，循春秋之变化；人生意踌躇，无寸光之闲暇。”而后他走向驿道边的悬崖，跳了下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被苏瑾深寄予厚望的江棣没能陪皇帝走到最后一刻，因为那时的他也已经疲惫之极了，他临死不是在故作洒脱，而是他实在太累了，死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解脱。在帝党远征北方之时，是他以宛州商会为后盾，竭力保障着后勤，他被看做皇帝的走狗，努力支撑到最后，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江棣自尽的消息令绝大部分宛州豪商拍手称快。他们试图搬开这块压在他们头顶的大石已经很久了，江氏的金融业给他们名下的产业输送资本，却也抽取着他们的利润。整个宛州只有江棣能够不治产业却依然日进斗金，他早已变成商人们的公敌了。在江棣自尽之前，豪商们已经决定不能任这个金融巨擘在宛州逍遥下去。他们猜测到以江氏为首的银庄主人们因为无法回收对帝都的贷款而银根极度紧张，所以大量挤兑，试图压迫江氏。不明就里的小商户和市民也加入了挤兑，江氏家门前日日夜夜人潮涌动。豪商们的手下人挤在人流中悄悄散布对江氏不利的传言。
江棣最终选择了当着众人的面自尽，也有着自己的考虑。他要传递给豪商们的消息是，他确实已经死了，江氏不再会是他们的敌人。其次，江氏真的垮台对于豪商们也没有什么好处，毕竟这些人也存了巨额的金铢在江氏的银庄里，江氏倒台，账面上的金铢便再也不能兑出。豪商们所以挤兑，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相信江棣不会轻易破产，江棣这个男人太过强大了，从他领袖宛州商会以来，他始终能巧妙地跨过一次又一次危机，平淡从容。豪商们信任江棣，却又敌视他，这是种非常微妙的心理。
然而现在江棣死了，豪商们才发觉江棣居然也是会死的，如果江氏追随江棣倒下，那么他们的钱就没了。
拍手称快了一阵子之后，豪商们骤然紧张起来。堵在江氏银庄前挤兑的人还未散去，民众们因为江棣的死而越发紧张，挤兑更加疯狂。江棣没有妻子，仅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江氏名下产业庞大且强手如云，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领袖众人，撑起江氏的大局。豪商们只能痛骂自己是猪头，同时，一辆接一辆的大车驶往江氏的银庄前，就像当初江棣援助白清羽那样，每一辆大车都是满载金铢。这些大车来自豪商们的银库，此时江棣的儿子只要在借据上随手签个字，这些金铢便都可以由他支配，挤兑的民众们亲眼看见一箱一箱的金铢并排放着，随意兑取，关于江氏即将倒台的传闻终于烟消云散。
豪商们把江棣逼上了绝路，江棣又把豪商们逼上了绝路，豪商们不得不回头救自己的敌人，整个宛州商会的力量帮助江氏起死回生。江棣用自己的死证明了一件事，无论是生是死，他是宛州金融的绝对领袖，其他人的见识和他相比，有着整整一代的差距。
宛州商会的巨擘之一褚无忌感慨地说：“江棣虽死，犹然活龙。”但是江棣毕竟是死了，其后五十余年中，江氏都被看做一个没落中的家族。商人们不再关注这个家族，不再把江氏看作对手或者敌人，毕竟江棣留下的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懵懂无知，这个仅有孤儿没有寡妇的家庭要撑起这么大的产业已经需要竭尽全力，何况对外扩张呢？然而，出乎商人们的预料，江棣的儿子是毫不亚于父亲的人，尽管他的能力和性格都与父亲绝不相同。
江棣的儿子江铁云，那一年只有六岁，江铁云的儿子是江静渊，江静渊的女儿是江紫桉。这一家三代，悍然超越了江棣，在数十年后借助燮羽烈王的手，彻底推翻了胤朝的统治，建立了全新的时代。江氏在宛州商会的地位再次回到辉煌的顶点，令所有豪商俯首。这种一家人之间连续数代出现英才的情况在历史上极其罕见，难怪有人怀疑是江棣的灵魂在冥冥中传递着风炎时代的英雄意志。
江棣的死讯传到苏瑾深的手里时，他已经带领大军登陆毕止港。这是他上岸后得到的第一个消息，他意识到情况比他想象得还要严峻，如果江棣都不能偷生，那么帝党已经是全线溃败，此时所有人都背离了他们，如果宗祠党要赶尽杀绝，似乎也不是全无机会。可是苏瑾深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机会，各个诸侯国的军团立刻被拆分来开，隔绝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苏瑾深被取消了指挥权，被诸侯们的特使接管。
谢孤鸣许诺说无论如何他将信守对苏瑾深的许诺，苏瑾深被解除了武装送往帝都。白清羽和公山虚立刻被“护送”回帝都，同时诸侯们都得到了这个消息。
现在对于白纯澹和谢孤鸣而言，真的要忌惮的只剩下苏瑾深手里的数万精锐了。苏瑾深有七百多条大型舰船和一支从战场上回来的军队，这支军队目前几乎是东陆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完全忠于皇帝。步兵的核心山阵并不像风虎那样容易被策反，首先楚卫公爵的影响力很难达到海峡的北岸，其次楚卫国作为一直以来的帝党，在这次反对皇帝的表态中是最暧昧的。所以，现在整支军队的控制权都在苏瑾深手里。
如果苏瑾深挥军南下，他是否能扫平东陆，是个很难说的问题。毕竟诸侯们剩下的军队都不多了，唯一可以战斗的是风虎，而风虎的军心还极度不稳，姬扬的被捕让风虎骑军的高级将领们痛心疾首，数十名将领提交了辞呈，姬扬一直以来的副手越则明极度自责，上表为姬扬申诉，跪在嵋宫门前苦求，直到晕厥，这也在士兵们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敖毅川遵从白纯澹的命令，紧急把整支风虎骑兵调到菸河马场附近的大营，对他们封锁了情报，以图稳定这支军队。毕竟这些军人的家人还居住在毕止和附近的几个城市里，军人们记挂家人，只要不是热血上涌，应该不会做出什么悖乱的事情来。
受命去和苏瑾深接洽的又是谢孤鸣。
谢孤鸣乘着一艘小舟北渡，仅仅带了几个船夫和他的笙。
苏瑾深在大营中迎接了这位帝都的特使。
六日之后，苏瑾深把自己的佩剑交给了谢孤鸣，表示愿意接受宗祠党的节制。
这一段是后世一些人不喜欢苏瑾深的原因，因为他手握大军，却不战而降。和姬扬相比，他辜负了一起奔赴北陆战场的战友，怯懦可耻。但是这也恰恰是破军之将和其他风炎朝英雄的不同，正像后世某些史学家所言，叶正勋是“凶”，李凌心是“义”，姬扬是“勇”，而苏瑾深则是“仁”。
无论多么渴望北征，苏瑾深都是一个珍视生命的人。他和叶正勋不同，从不妄杀一人，更不会把一个战友错误的送到死地。正是这样一种性格，让他在叶正勋被吊在旷野中的时候勒兵不救，因为他不愿意为了救一人而死成千上万人，即使叶正勋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在晚年写诗自嘲说：“染得将缨红，但凭兄弟血。”其中悲愤，如刻骨髓。
但是无论如何，他不能把手下的几万人再次送上战场。他知道这支军队已经疲倦，甚至已经绝望，如果继续战斗下去，每个人都会变得疯狂。苏瑾深不是叶正勋，不希望他的部下们成为“兵狼”。而且即便他战斗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宗祠党不会因为担心开战而释放白清羽，双方开战的结果只能是大胤的崩溃。
他提出了条件。既然一切是因为那笔巨额债务，那么宗祠党就当立刻和宛州商会接洽。扶立新帝和赖账苏瑾深不接受，他认为债务不应被免除，只能延期归还或者部分减免，而还款的担保人原来是白清羽，现在也依然是白清羽才对。这事实上等于要求保证白清羽的人身安全，只要白清羽依然是这笔巨额贷款的担保人，宗祠党就不敢轻易地废黜他。无人敢轻视宛州商会的潜在势力，这是要把白清羽至于宛州商会的保护之下。
而且宛州还有江棣，这是最后一个苏瑾深可以寄予希望的人。
此外苏瑾深表示他认为皇帝可以交出部分权力，但是皇帝不应为北征负责，北征是军官集团的一种政治要求，皇帝只是受到了军人们的影响。他个人作为这个军官集团的首领，愿意为北征承担一切责任，但是他的部下是无辜的，不应受到处罚。这些军人为帝国在北方艰苦地作战，现在他们应该被赦免，平安地返回家中和家人团聚。苏瑾深担心他的部下们，因为谢孤鸣告诉他诸侯们已经在商讨要处罚那些激进的北征派军官，因为这些人是皇帝的死忠党羽。诸侯们给这些军官的罪名是“结党乱政”，这是很大的罪。
谢孤鸣同意了这些条件，完全同意。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完全赖账是不可能的，所以提出赖账这个方案，只是为了拉拢那些财政上几乎破产的诸侯们。其实即使他们废黜了皇帝，也未必能摆脱债务，宛州商人们会勃然大怒，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却会采取经济手段影响所有诸侯国的收入。这种经济对抗也是非常可怕的，会演变为不可控制的危机。
至于赦免军人们，谢孤鸣也非常赞同，当然他明白皇帝对于北征是需要负责的，但是谢孤鸣并不赞同废黜皇帝，这个在后文中会详细谈及。
如果这些条件都能满足，苏瑾深允诺在毕止港登陆并交出全部武装。
谢孤鸣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天启，把消息通报给坐镇中央的白纯澹。白纯澹非常满意于谢孤鸣的效率，而他自己的效率也非常高，宛州商人们已经聚集到了帝都，谈判随时可以开始。财务核算的结果被直接摊开在宛州商人们的面前，历史上的第一次，尊贵的皇室和诸侯们表示他们无法清偿债务了，请求商人们的谅解。
宛州商人们也无可奈何，他们相信白纯澹所说，君王们无力偿还，即使强行要求，也得不到什么。君王们也不可能按照约定把未来的全部赋税交给商人们，那样他们就养不活自己的臣子和军队了。双方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围绕这个平衡点，双方激烈地拉锯了九日之久。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达成了协议。宗祠党同意继续以皇帝为担保人，偿还所有借款中的七成半，偿还将持续十六年，在皇室和诸侯们的赋税中摊派。一切的利息都被豁免，但是作为补偿，从今往后宛州商人们将只对帝都缴纳数额极低的交易税，农业税、林业税、矿业税、渔业税、手工业税等等名目繁多的税务全部免除，一切的生产在不发生交易的情况下，无须缴纳任何赋税。
这个增补的赋税豁免是直接针对宛州江氏的。
在所有宛州豪商中，只有江氏是以金融业为支撑的，也就是开银庄和期票买卖。江氏掌握的店铺、田地、林场、矿山、渔场和作坊都很少，靠着放贷和投资赚取了巨额利润。在新的税法下，江氏的经营基本都是要继续缴税的，而其他豪商的很多经营则可以免税了。这对江氏的发展是极大的打击。这次的谈判，江棣没有参加，他在淮安静静地等候。协议达成的消息送到淮安，次日凌晨，江棣自尽。
傍晚，这位“云天公子”如往常一样在城外的驿道边摊开一张席子，请过路的人共饮美酒，欢歌达旦，非常轻松惬意的样子。到了晨光破晓的时候，他命手下人取来笔墨，在一名舞伎的袖子上题诗说：“五十年来听钟，淮安城头看月；月下花开谢，循春秋之变化；人生意踌躇，无寸光之闲暇。”而后他走向驿道边的悬崖，跳了下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被苏瑾深寄予厚望的江棣没能陪皇帝走到最后一刻，因为那时的他也已经疲惫之极了，他临死不是在故作洒脱，而是他实在太累了，死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解脱。在帝党远征北方之时，是他以宛州商会为后盾，竭力保障着后勤，他被看做皇帝的走狗，努力支撑到最后，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江棣自尽的消息令绝大部分宛州豪商拍手称快。他们试图搬开这块压在他们头顶的大石已经很久了，江氏的金融业给他们名下的产业输送资本，却也抽取着他们的利润。整个宛州只有江棣能够不治产业却依然日进斗金，他早已变成商人们的公敌了。在江棣自尽之前，豪商们已经决定不能任这个金融巨擘在宛州逍遥下去。他们猜测到以江氏为首的银庄主人们因为无法回收对帝都的贷款而银根极度紧张，所以大量挤兑，试图压迫江氏。不明就里的小商户和市民也加入了挤兑，江氏家门前日日夜夜人潮涌动。豪商们的手下人挤在人流中悄悄散布对江氏不利的传言。
江棣最终选择了当着众人的面自尽，也有着自己的考虑。他要传递给豪商们的消息是，他确实已经死了，江氏不再会是他们的敌人。其次，江氏真的垮台对于豪商们也没有什么好处，毕竟这些人也存了巨额的金铢在江氏的银庄里，江氏倒台，账面上的金铢便再也不能兑出。豪商们所以挤兑，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相信江棣不会轻易破产，江棣这个男人太过强大了，从他领袖宛州商会以来，他始终能巧妙地跨过一次又一次危机，平淡从容。豪商们信任江棣，却又敌视他，这是种非常微妙的心理。
然而现在江棣死了，豪商们才发觉江棣居然也是会死的，如果江氏追随江棣倒下，那么他们的钱就没了。
拍手称快了一阵子之后，豪商们骤然紧张起来。堵在江氏银庄前挤兑的人还未散去，民众们因为江棣的死而越发紧张，挤兑更加疯狂。江棣没有妻子，仅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江氏名下产业庞大且强手如云，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领袖众人，撑起江氏的大局。豪商们只能痛骂自己是猪头，同时，一辆接一辆的大车驶往江氏的银庄前，就像当初江棣援助白清羽那样，每一辆大车都是满载金铢。这些大车来自豪商们的银库，此时江棣的儿子只要在借据上随手签个字，这些金铢便都可以由他支配，挤兑的民众们亲眼看见一箱一箱的金铢并排放着，随意兑取，关于江氏即将倒台的传闻终于烟消云散。
豪商们把江棣逼上了绝路，江棣又把豪商们逼上了绝路，豪商们不得不回头救自己的敌人，整个宛州商会的力量帮助江氏起死回生。江棣用自己的死证明了一件事，无论是生是死，他是宛州金融的绝对领袖，其他人的见识和他相比，有着整整一代的差距。
宛州商会的巨擘之一褚无忌感慨地说：“江棣虽死，犹然活龙。”但是江棣毕竟是死了，其后五十余年中，江氏都被看做一个没落中的家族。商人们不再关注这个家族，不再把江氏看作对手或者敌人，毕竟江棣留下的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懵懂无知，这个仅有孤儿没有寡妇的家庭要撑起这么大的产业已经需要竭尽全力，何况对外扩张呢？然而，出乎商人们的预料，江棣的儿子是毫不亚于父亲的人，尽管他的能力和性格都与父亲绝不相同。
江棣的儿子江铁云，那一年只有六岁，江铁云的儿子是江静渊，江静渊的女儿是江紫桉。这一家三代，悍然超越了江棣，在数十年后借助燮羽烈王的手，彻底推翻了胤朝的统治，建立了全新的时代。江氏在宛州商会的地位再次回到辉煌的顶点，令所有豪商俯首。这种一家人之间连续数代出现英才的情况在历史上极其罕见，难怪有人怀疑是江棣的灵魂在冥冥中传递着风炎时代的英雄意志。
江棣的死讯传到苏瑾深的手里时，他已经带领大军登陆毕止港。这是他上岸后得到的第一个消息，他意识到情况比他想象得还要严峻，如果江棣都不能偷生，那么帝党已经是全线溃败，此时所有人都背离了他们，如果宗祠党要赶尽杀绝，似乎也不是全无机会。可是苏瑾深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机会，各个诸侯国的军团立刻被拆分来开，隔绝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苏瑾深被取消了指挥权，被诸侯们的特使接管。
谢孤鸣许诺说无论如何他将信守对苏瑾深的许诺，苏瑾深被解除了武装送往帝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