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朝诸帝素文弱，除开国之君白胤、“风炎皇帝”白清羽，罕有雄主，胤文帝白怀真是其中唯一的例外——事实上以文治而非武功得称雄主者，历朝历代，也仅此一人。
胤文帝初年，胤朝尚未从辰月教煸动的内战中恢复过来，其时赤地千里，人口凋蔽，诸侯蔑视天子。胤文帝践祚即以“偃武”为年号，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与民休息；享国三十年，未尝稍置宫室，尽内帑宝货，募天下精壮，通天启古运河，复开南北商路，东陆繁华尽归于王域，皇室始尊，遂天下大治。
偃武三十一年，胤文帝驾崩，因仁孝而被立为太子的皇七子白徽明登大宝，上述父皇遗志改元“修文”。于是在朝野与天下的共同的期待中，大胤的“偃武中兴”似乎将在这位工诗词的皇帝的治下走向“修文盛世”……然而在史册，这也仅仅是一个“似乎”。
原本白徽明并无入继大统的资格与人望，十七岁时即被封素王，分府出宫。没有继位压力的白徽明在藩邸中整日与词人为伍，所作诗词多以其父治下的“偃武中兴”为题材，由此竟也在朝野公卿之中颇得几分仁孝的赞誉。若不是白徽明两位分掌文武的皇兄争嫡，差点闹出血洗东宫的大乱子，胤文帝也不会一怒之下将参与东宫之乱的皇子尽数废为庶人，改立白徽明为太子。
如果没有偃武末年的东宫之乱，白徽明或许会作为专擅诗词的素王在胤史上留下的更大的名望，而作为胤仁帝，从登基伊始，白徽明就表现出与克勤克俭的胤文帝迥然不同的性格。爱好金石书画的白徽明屡次下诏，搜括东陆名家字画于禁中兰台，又借口皇城中的兰台石室狭窄潮湿，于御花园内大兴土木营建别馆，专贮金石书画；别馆即成，复又检括天下……朝臣们虽然不安，认为新皇对于字画的狂热稍违先帝的“以俭守国”的遗训，但也觉得这不过是胤仁帝的一点私人嗜好，如果谏阻，未免太过求全责备；部分公卿甚至相当激赏新皇的嗜好，认为这才符合他们想象中的“修文之世”。没有人能预见到，新皇这个无害的嗜好竟会成为日后撬动大胤外交基石的杠杆。
修文四年，胤仁帝对廷臣们表示，非常仰慕羽人的书法，希望能得到羽皇的笔墨充实自己兰台别馆的收藏。对于皇帝近乎于任性的要求，朝廷重臣无不摇头。自星流五千年起，华族与羽人就一直处在军事对峙之中，互不相往来；而且以大胤皇帝九州宗主的骄傲，断然也不可能自失国体向羽皇索求墨宝。
无奈胤仁帝一日三催，羽皇的墨宝竟成为修文四年大胤重臣们最为头痛的大事件。最后，还是由兰台令楚道石建议由胤仁帝亲书国书，遣使澜北议和，齐格林羽皇亦亲书国书回聘，遣高第望族子弟入质，才算化解了这道难题。
北陆蛮族听闻华羽议和，立即遣使天启，探听胤朝是否会助羽攻蛮。在朝觐仪式上，北陆的使节照例呈递国书求聘胤朝公主，而胤朝照例以宫中没有待嫁的公主为由，婉绝和亲，又赐予北陆使节珍宝名产以示蛮华和睦之意。
然而当北陆使节递交国书，由内监转呈皇帝亲启时，胤仁帝忽然当庭掷还北陆大君的国书，满朝文武哗然，皆以为北陆大君的国书中有藐视大胤之语；金吾卫执戟入殿，只待胤仁帝下旨，便要将北陆使节拖出谷玄门问斩，以示大胤天威。
“北使惊惧，伏地称罪，问帝何故。”“帝讥之：字甚差，尔蛮识文否？”“北使愤然对曰：吾人不好书，唯善骑，愿会猎东陆。”主管迎送使节的鸿胪卿当场惊厥，华蛮之间靠钱帛贿赂勉强维持的和平关系，只言片语间灰飞烟灭。南下途中早以将胤朝虚实打探得清清楚楚的北陆使节，一回到北都城，就向北陆大君进言，胤朝沿海防备空虚，正是打草谷的好去处。是年冬，北陆蛮族各部云集天拓大江北岸，自偃武末年时起时落的小股蛮族侵扰，终于发展成几乎遍及整个东陆北海岸，铺天盖地而来的蛮蝗大潮。“修文盛世”如同早春青苗般刚刚露头,转眼间便在被吞噬得无影无踪。
与蛮族隔海相望的西华与淳国首当其冲，沿海城镇无不被祸。但这只是开始，在漫长的“蛮蝗”年代里，皇室与诸侯的税吏奔走在东陆的每一个角落，在蛮蝗高涨的年份征收军粮银饷，支付军费；在蛮蝗平静的年份征收屈辱的岁币，贿赂北陆的大君。对于东陆的百姓而言，这些都没有什么区别，成千上万的农人不堪日益繁重的田赋徭役，纷纷弃农，流入城镇充当茶楼酒肆的佣保，斗鸡、走狗、击筑、歌舞的游手，或充当杂役，以至于“上富之家，待而举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减二三十人”。
以天启城为代表的大都市一时人口暴增，繁华无比。为了满足这座庞大城市每天的需要，满载着各种各样货物的商船川流不息地驶过天启运河，据载津关司每年仅从天启运河上就可以征收两千万金铢。在如此丰厚的利润吸引下，“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历，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与父皇相比，胤仁帝又是一位讲究享受的皇帝，上行下效，天启的公卿与官吏纷纷以豪奢为荣，以他们的正式俸禄自然不足以支付开销，于是贪污受贿在为敛财的不二法门，吏治之坏，倍于前朝。
吏治的腐败又影响到对蛮蝗的防备。在胤仁帝的朝堂上，大臣们壁垒分明划分为两派。一派以胤仁帝还是素王时的藩邸旧臣为主，这些官员大多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表人物，性格保守，坚持对北陆蛮族的缴纳岁币政策。另一派以胤仁帝登基后新晋的大臣为主，这些大臣多以与皇帝诗词唱和而得到官职，大多年轻，好作大言，时时宣扬与其以岁币养北陆大君，不若养东陆之士，与蛮族决一死战，彻底根除蛮蝗；甚至踏破北都城，一统南北两陆，继而重现晁朝疆域。
两派都有各自的支持者，很快发展为席卷朝野的党争。修文年间的和战之策，在两派之间来回摇摆。在蛮蝗入侵太清宫后，胤仁帝一度倾向于新晋词臣，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任命几位主战派官员，主持对蛮蝗的防务。
鉴于胤朝水师软弱，不足以拦截蛮蝗的长船，主战派官员在蛮蝗出没的郡县大力推行保甲法、团练法、助饷法，试图建立在广阔的正面建军立纵深防御，在蛮蝗登岸后，分隔包围，逐次消弱，最终歼敌与陆上。从理论上讲，这确有可行之处。但在实际执行中，以前从未尝过权力美味的新晋词臣乘机疯狂搜括民脂民膏，朝廷拔给的军费多半落入私囊。胤仁帝不得不罢免主战派官员。从此以后，藩邸旧臣趁机攻击主战派劳师糜饷，新晋词臣则抨击主和派通奸于蛮蝗，朝堂之上无片刻宁日。
这场党争以年龄论胜负，藩邸旧臣大多渐渐年老致仁归隐，同样快变成老朽新晋词臣们终于占据了朝堂上的主流位置。但这个时候，这些老人已不复年轻时的热血，空喊着驱逐蛮蝗的口号，私底下完全向公卿世家看齐，热心于求田问舍，荫辟子弟。
最后这些老人也因为皇帝的高寿退出政治舞台，到修文末年，朝堂之上可以称为有识之士的大臣者屈指可数。胤仁帝本人尤其念及旧情，特别优待尚在世的老臣，授予这些除了活着什么也不会的老朽显职，更有十数年不易置大臣之举，皇室政治陷入空前的惰性之中。胤朝诸帝素文弱，除开国之君白胤、“风炎皇帝”白清羽，罕有雄主，胤文帝白怀真是其中唯一的例外——事实上以文治而非武功得称雄主者，历朝历代，也仅此一人。
胤文帝初年，胤朝尚未从辰月教煸动的内战中恢复过来，其时赤地千里，人口凋蔽，诸侯蔑视天子。胤文帝践祚即以“偃武”为年号，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与民休息；享国三十年，未尝稍置宫室，尽内帑宝货，募天下精壮，通天启古运河，复开南北商路，东陆繁华尽归于王域，皇室始尊，遂天下大治。
偃武三十一年，胤文帝驾崩，因仁孝而被立为太子的皇七子白徽明登大宝，上述父皇遗志改元“修文”。于是在朝野与天下的共同的期待中，大胤的“偃武中兴”似乎将在这位工诗词的皇帝的治下走向“修文盛世”……然而在史册，这也仅仅是一个“似乎”。
原本白徽明并无入继大统的资格与人望，十七岁时即被封素王，分府出宫。没有继位压力的白徽明在藩邸中整日与词人为伍，所作诗词多以其父治下的“偃武中兴”为题材，由此竟也在朝野公卿之中颇得几分仁孝的赞誉。若不是白徽明两位分掌文武的皇兄争嫡，差点闹出血洗东宫的大乱子，胤文帝也不会一怒之下将参与东宫之乱的皇子尽数废为庶人，改立白徽明为太子。
如果没有偃武末年的东宫之乱，白徽明或许会作为专擅诗词的素王在胤史上留下的更大的名望，而作为胤仁帝，从登基伊始，白徽明就表现出与克勤克俭的胤文帝迥然不同的性格。爱好金石书画的白徽明屡次下诏，搜括东陆名家字画于禁中兰台，又借口皇城中的兰台石室狭窄潮湿，于御花园内大兴土木营建别馆，专贮金石书画；别馆即成，复又检括天下……朝臣们虽然不安，认为新皇对于字画的狂热稍违先帝的“以俭守国”的遗训，但也觉得这不过是胤仁帝的一点私人嗜好，如果谏阻，未免太过求全责备；部分公卿甚至相当激赏新皇的嗜好，认为这才符合他们想象中的“修文之世”。没有人能预见到，新皇这个无害的嗜好竟会成为日后撬动大胤外交基石的杠杆。
修文四年，胤仁帝对廷臣们表示，非常仰慕羽人的书法，希望能得到羽皇的笔墨充实自己兰台别馆的收藏。对于皇帝近乎于任性的要求，朝廷重臣无不摇头。自星流五千年起，华族与羽人就一直处在军事对峙之中，互不相往来；而且以大胤皇帝九州宗主的骄傲，断然也不可能自失国体向羽皇索求墨宝。
无奈胤仁帝一日三催，羽皇的墨宝竟成为修文四年大胤重臣们最为头痛的大事件。最后，还是由兰台令楚道石建议由胤仁帝亲书国书，遣使澜北议和，齐格林羽皇亦亲书国书回聘，遣高第望族子弟入质，才算化解了这道难题。
北陆蛮族听闻华羽议和，立即遣使天启，探听胤朝是否会助羽攻蛮。在朝觐仪式上，北陆的使节照例呈递国书求聘胤朝公主，而胤朝照例以宫中没有待嫁的公主为由，婉绝和亲，又赐予北陆使节珍宝名产以示蛮华和睦之意。
然而当北陆使节递交国书，由内监转呈皇帝亲启时，胤仁帝忽然当庭掷还北陆大君的国书，满朝文武哗然，皆以为北陆大君的国书中有藐视大胤之语；金吾卫执戟入殿，只待胤仁帝下旨，便要将北陆使节拖出谷玄门问斩，以示大胤天威。
“北使惊惧，伏地称罪，问帝何故。”“帝讥之：字甚差，尔蛮识文否？”“北使愤然对曰：吾人不好书，唯善骑，愿会猎东陆。”主管迎送使节的鸿胪卿当场惊厥，华蛮之间靠钱帛贿赂勉强维持的和平关系，只言片语间灰飞烟灭。南下途中早以将胤朝虚实打探得清清楚楚的北陆使节，一回到北都城，就向北陆大君进言，胤朝沿海防备空虚，正是打草谷的好去处。是年冬，北陆蛮族各部云集天拓大江北岸，自偃武末年时起时落的小股蛮族侵扰，终于发展成几乎遍及整个东陆北海岸，铺天盖地而来的蛮蝗大潮。“修文盛世”如同早春青苗般刚刚露头,转眼间便在被吞噬得无影无踪。
与蛮族隔海相望的西华与淳国首当其冲，沿海城镇无不被祸。但这只是开始，在漫长的“蛮蝗”年代里，皇室与诸侯的税吏奔走在东陆的每一个角落，在蛮蝗高涨的年份征收军粮银饷，支付军费；在蛮蝗平静的年份征收屈辱的岁币，贿赂北陆的大君。对于东陆的百姓而言，这些都没有什么区别，成千上万的农人不堪日益繁重的田赋徭役，纷纷弃农，流入城镇充当茶楼酒肆的佣保，斗鸡、走狗、击筑、歌舞的游手，或充当杂役，以至于“上富之家，待而举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减二三十人”。
以天启城为代表的大都市一时人口暴增，繁华无比。为了满足这座庞大城市每天的需要，满载着各种各样货物的商船川流不息地驶过天启运河，据载津关司每年仅从天启运河上就可以征收两千万金铢。在如此丰厚的利润吸引下，“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历，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与父皇相比，胤仁帝又是一位讲究享受的皇帝，上行下效，天启的公卿与官吏纷纷以豪奢为荣，以他们的正式俸禄自然不足以支付开销，于是贪污受贿在为敛财的不二法门，吏治之坏，倍于前朝。
吏治的腐败又影响到对蛮蝗的防备。在胤仁帝的朝堂上，大臣们壁垒分明划分为两派。一派以胤仁帝还是素王时的藩邸旧臣为主，这些官员大多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表人物，性格保守，坚持对北陆蛮族的缴纳岁币政策。另一派以胤仁帝登基后新晋的大臣为主，这些大臣多以与皇帝诗词唱和而得到官职，大多年轻，好作大言，时时宣扬与其以岁币养北陆大君，不若养东陆之士，与蛮族决一死战，彻底根除蛮蝗；甚至踏破北都城，一统南北两陆，继而重现晁朝疆域。
两派都有各自的支持者，很快发展为席卷朝野的党争。修文年间的和战之策，在两派之间来回摇摆。在蛮蝗入侵太清宫后，胤仁帝一度倾向于新晋词臣，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任命几位主战派官员，主持对蛮蝗的防务。
鉴于胤朝水师软弱，不足以拦截蛮蝗的长船，主战派官员在蛮蝗出没的郡县大力推行保甲法、团练法、助饷法，试图建立在广阔的正面建军立纵深防御，在蛮蝗登岸后，分隔包围，逐次消弱，最终歼敌与陆上。从理论上讲，这确有可行之处。但在实际执行中，以前从未尝过权力美味的新晋词臣乘机疯狂搜括民脂民膏，朝廷拔给的军费多半落入私囊。胤仁帝不得不罢免主战派官员。从此以后，藩邸旧臣趁机攻击主战派劳师糜饷，新晋词臣则抨击主和派通奸于蛮蝗，朝堂之上无片刻宁日。
这场党争以年龄论胜负，藩邸旧臣大多渐渐年老致仁归隐，同样快变成老朽新晋词臣们终于占据了朝堂上的主流位置。但这个时候，这些老人已不复年轻时的热血，空喊着驱逐蛮蝗的口号，私底下完全向公卿世家看齐，热心于求田问舍，荫辟子弟。
最后这些老人也因为皇帝的高寿退出政治舞台，到修文末年，朝堂之上可以称为有识之士的大臣者屈指可数。胤仁帝本人尤其念及旧情，特别优待尚在世的老臣，授予这些除了活着什么也不会的老朽显职，更有十数年不易置大臣之举，皇室政治陷入空前的惰性之中。
